太宗篇48 雍熙九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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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背井离乡，到异国他乡去打拼，显然是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难关的，有人不愿去闯，但也有人想要博一把。尤其是，在国内或许只是一个微末小吏，到了封国却能直接做官，这种反差比较，对于长期为吏的汉吏来说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，在过去的两年中，诸封国从大汉延揽了一大批的人才，且不提能力高低，但都是经过大汉体制考验的吏干之才，拿出去就能“打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收获最大的，正是安西三国。就在雍熙七年，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，安西三国便合力攻破蒲花罗城，将称霸河中地区上百年的萨曼王朝给灭亡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三国在瓜分了萨曼王朝遗产之后，紧跟着便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，开始建立属于汉人的统治。而这个过程，显然比打仗要更为困难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便营所制的侵略性与同化性够强，但想要将“汉化”推行开来，仍需大量的人才，这恰恰是三国短缺的，尤其是获得了萨曼王朝大片土地的安西、康居二国。

        人才不够哪里找？大汉母国，应有尽有.而比起仍没有彻底摆脱“蛮荒夷野”印象的南边，还是诞生过璀璨文明、有过辉煌历史并与中国密切交通的中亚地区，对大汉官吏的吸引力更足些，尤其是中西部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发生在雍熙7—9年的人才外流现象，与过往相比，有一个明显的不同，那便是，这一次自发选择的占比很高。

        过去，有皇帝引导，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，很多人实则都是被动地接受安排，内心未必都是乐意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这一次，情况变化了，是从思想理念开始的变化在这份变化中，大汉上层权贵的观念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，一种在历代帝国王朝从未出现过的变化。

        别的且不提，至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各封国的“妙用”，挡住外敌，拱卫中央帝国，只是最粗浅，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，因为一个强大的天朝，是不惧任何外来挑战的。

        相比之下，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“泄洪理论”，到雍熙王朝的当下，却是越发凸显出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叛乱的百姓，杀了有伤天和，留着仇恨深重，对外转移；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，对外流放；天灾之下出现的流离百姓，同样也可以向外迁徙；包括此番“吏制”改革产生的多余僚吏，仍然可以向外输出.

        似乎，帝国内部出现任何的问题，都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毕竟，所有的问题都出在“人”身上，一旦解决了“人”，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以各封国的承受能力，或许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，他们对汉民、对各类人才的饥渴，也是肉眼可见。

        至此，可以做一个小结了，进入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，具备一种历代帝国王朝都不具备的特性，而这份发源于世祖皇帝的特性，也很可能对大汉帝国的未来，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，带去一种不确定性。未来的世界，至少在一个“汉统”笼罩下的亚洲世界，历史的发展将更为精彩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雍熙九年，大汉帝国还发生了不少大事，比如新一轮的“人口普查工作”的完成。朝廷下诏，要求诸道府州县查察治下人口，朝廷要对大汉人口数量做一个了解。

        自从税改完成之后，各地官府实则对人口数量如何，并不是那么地在意，至少不那么在意其数字了，毕竟收税不再以人口作为依据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，曾经即便不那么准确，但始终有个谱的人口统计，也逐渐怠慢了。同时，在过去的十年中，大汉又爆发了一波婴儿潮，就更给人口数量笼上了一层迷雾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甚至对大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破坏，而户籍制度对帝国的统治而言，是何其重要，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一块阵地。尤其在刘旸西巡的过程中发现，一些地方，户籍制度已形同虚设，官府不察人情，不辨丁口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恰恰，有一些乡里之间的土豪乡绅，对本地的人口状况，摸得是清清楚楚的，族有族谱，村有村单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乡绅土豪们为何比官府还要积极，不言而喻。不会真以为，当官府克制了，底层的黔首贱民，就能卸下负担，专心生产，幸福快乐地过日子？

        有鉴于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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